资金已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一大掣肘，单一的投融资模式也难以满足项目建设的需要。许多国家大力推行PPP项目的融资模式，为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供了新的途径，希望相关金融机构能够不断创新，研发出更多的适合项目业主和承包企业所需要的金融创新产品，支持国际基础设施项目的发展。
有机构调研报告显示，“一带一路”亚洲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至少需8000亿美元。显而易见，资金已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一大掣肘，单一的投融资模式也难以满足项目建设的需要。如何破解资金难题？在第六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上，采取传统和创新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探讨新的融资模式成为论坛焦点。
“在过去，缅甸曾经面临着很多发展方面的障碍，因此我们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寄予厚望，希望通过这样的发展倡议能够建立各种各样的跨境项目，促进亚洲地区的发展。对于我们缅甸来说，也会从中受益良多。”在昨日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上，缅甸建设部部长KyawLwin如是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本届论坛有来自31个国家和地区的42位副部长参加，不仅包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有诸多拉美地区代表参加。在论坛期间，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表达了与KyawLwin类似的看法。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张向晨在论坛现场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许多国家大力推行PPP项目的融资模式，为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供了新的途径，希望相关金融机构能够不断创新，研发出更多的适合项目业主和承包企业所需要的金融创新产品，支持国际基础设施项目的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国的期待：与中国合作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月初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1~4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37.2亿美元，同比略降3.9%，占同期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10.6%。其中4月投资11.6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尼、老挝、越南等国。
而在对外承包工程方面，1~4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185.7亿美元，同比增长10.9%。
中国交建副总裁孙子宇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中国企业和产能走出去并非今年才开始，“一带一路”战略的助推作用并未完全显现，对外投资和承包工程受到周期影响较大，总的来看形势肯定是好的。
在中国澳门的论坛现场，记者也感受到了沿线各国“基建大员”们对中国投资的期盼。柬埔寨公共工程与秘书部国务秘书LimSidenine就提到，“一带一路”所设立的这些经济走廊，会使得柬埔寨和这个地区的经济以及世界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希望能够和中国合作，我们还有一些正进行可行性研究的项目。”
事实上，不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张向晨说，中国也正积极推动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双方的合作正在取得快速的发展。2014年，中国企业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新签的合同额达到150亿美元。
而他们对于中国投资的热忱，也不亚于缅甸和柬埔寨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委内瑞拉公共交通工程部部长HaimanElTroudi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将进一步鼓励中国有实力的企业到拉美进行投资兴业。
他说，我们也希望通过建设铁路网络、开通河运航线、建设电站、高速公路和桥梁等合作进一步加强拉美地区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优势：项目落地快
在孙子宇看来，“一带一路”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投资机会，这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然阶段。他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是在利用经济规律和平进行产业转移。根据历史上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当一国人均收入达到3000~5000美元时，该国将会逐渐转为资本净输出国。“我们国家人均收入已经达到这一水平，因此去年中国吸引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基本持平，2015年将会成为资本和资产的净输出国，这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中国电建副总经理王斌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一带一路”的政策衔接，可以把资源、资金和中国企业的优势有效结合起来，使项目迅速落地。“我的认识是这样的，就像十几年前我们推进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一样，‘一带一路’战略一定会给企业带来大量的机会。”
有机遇便会有挑战。很多企业都曾经或正在遭遇海外项目被迫停工的局面，今年3月，斯里兰卡政府以审批程序不符以及环保问题为由，暂停中国交建在斯里兰卡某项目的执行，要求等待最终评估报告出台。
孙子宇回应说，出现的问题并不在中国企业，双方高层已就此进行过磋商，企业对复工很有信心。“出去投资就一定会有风险，不能因为惧怕风险就不投资，坐在家里也有可能发生地震的风险呢。”孙幽默地说。
王斌则提到，所在国的企业、政府、民众应该为项目落地创造有利的条件，包括政策、法规的衔接、创新，都需要进行大量努力，我们已经成功实践证明，谁在政策法规的衔接和创新上走在前面，谁的项目就可以最快最早地落地。
未来“走出去”合作的模式：大力推行PPP
有机构调研报告显示，未来五到十年，“一带一路”亚洲部分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至少需要8000亿美元。而亚开行和世界银行每年只能筹到240亿美元，通过亚投行每年可融到4000亿美元。
资金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一大掣肘和难题。张向晨说，基础设施项目资金需求巨大，单一的投融资模式往往难以满足项目建设的需要，应该采取传统和创新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探讨新的融资模式。
他提到，当前许多国家大力推行PPP项目的融资模式，为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供了新的途径，我们也希望相关金融机构能够不断创新，研发出更多的适合项目业主和承包企业所需要的金融创新产品，支持国际基础设施项目的发展。
有专家建议，应通过亚投行和所在国政府联合出资，与私营部门合理分担风险和回报，动员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以及私营部门等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模式将为满足亚洲地区的发展需要提供了全新解决方案。
这也需要中国企业完成从以往的建设者到建设运营者的转变。“中国工程建筑企业在海外不要做游击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建一条路就完事了，而是建完了还要去经营这条路，要通过这条路产生协同效果。”孙子宇说，比如中国交建不光帮助非洲建设机场，还帮他们建设、运营空港物流园区，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高端访谈
毕马威中国主席陶匡淳：中国领衔推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
每经记者 王辛夷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测算，到2030年，全球基础设施需求将达50万亿美元。
面对如此巨大的投资缺口，“一带一路”战略将“设施联通”放在了重要位置，亚投行、丝路基金的设立，让中国在国际基建市场的作用更加不容忽视，中国企业也更加踊跃地将目光投向了国际市场。“一带一路”战略将会给全球基建市场带来哪些机遇？世界各国如何看待日渐强大的中国基建？中国企业又需要防范哪些可能的风险？针对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近日对毕马威中国主席陶匡淳、毕马威中国海外投资业务全球主席冯柏文进行了专访。
对外投资成中国新常态
NBD：中国在2014年成为资本净流出国，您如何看待对外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
陶匡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14年已经超越外商直接投资，2015年的增长将维持在10%或以上，而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会维持在2014年大约1200亿美元的水平，两者差距将会扩大，所以说，对外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的一种新常态。
在这种常态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继续在目前的高水平上保持平稳增长，而且会有更多的企业，尤其是民企，对更多行业及国家进行投资，投资项目都是一些能够让中国企业向价值链的高端进发，提高企业在技术、产品开发、品牌和质量方面的核心竞争优势的项目。
所以说，对外投资会为中国经济转型作出重要贡献，并且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NBD：我们说全球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缺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陶匡淳：对于全球基建投资提速而言，中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通过主导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已经向世界展示出中国对推进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引领作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项目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成立，将会促进“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及地区在未来最少5到10年的大型基建项目的投资，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更多的跨境合作，这将不仅仅局限于沿线的约60个国家，还会影响到其他能够为此作出贡献的国家。
中企海外发展潜力很大
NBD：盯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块大蛋糕的不只是中国，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如何处理与其他公司的竞争与合作？
陶匡淳：通过和中国公司合作，来自发达国家的公司将会有更多机会将市场拓展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如果不与中国公司合作，这些公司可能会面对更多的风险和调整。
NBD：为什么这么说呢？
陶匡淳：因为对于这些沿线国家来说，来自中国的资本和需求太重要了。和中国公司合作，可以帮助其他公司降低在当地投资项目的政治风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带一路”战略为跨国公司提供了非常好的拓展市场的难得机遇。
NBD：冯柏文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
冯柏文：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谈。在2014年的ENR国际承包商250强排行榜中，上榜的西班牙公司整体海外收入占他们总收入的比率超过77%，而这个数字对于上榜的中国企业来说仅仅是14%，这说明中国企业在海外业务的发展潜力仍然很大。
进一步来考虑这个问题。首先，西班牙建筑商们把北美、澳大利亚、英国、沙特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视为高度参与的战略市场，也就是说这是西班牙建筑商已经相当熟悉的市场，而这些市场也正是中国企业想进入的市场。
与此同时，西班牙企业想深入渗透的目标市场，比如亚洲和非洲，也正是许多中国企业已经立足很稳或者有重要地位的市场。这意味着中国和西班牙建筑企业在全球基础设施市场将有更多共同合作的机会。
【延伸阅读】构建“一带一路”金融生态体系（新知新觉）
构建多元协同的“一带一路”金融生态体系，有助于充分发挥金融的引导、聚合作用，促进产业格局和价值链条在“一带一路”沿线优化整合，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合作与共同繁荣。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多边金融合作、国家金融支持、社会资本参与。
加强多边金融合作。多边金融合作是“一带一路”金融生态体系的顶层框架。以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为代表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在资金、技术与跨国协调等方面具有优势，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为代表的新兴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与原有的国际金融机构定位互补，成为“一带一路”金融生态体系的主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依托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加强多边金融合作，同时注重利用世界银行旗下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的服务与机制，有效管控风险、解决争端。还应注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财政实力相对薄弱。为防范金融风险、增强合作效果，相关投融资应遵循国际通行规则，遵守投资东道国的法律法规，重视与投资东道国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开展交流合作。
强化国家金融支持。国家金融支持对于构建“一带一路”金融生态体系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应构建政策性、开发性、商业性金融协同发展的银行业生态。对中国来说，以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可以依托国家信用、市场运作、保本微利的优势，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商业银行可以发挥全球网络及金融服务优势，转变优先布局发达经济体的传统思路，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重要战略支点地区的机构布局。其次，应构建区域性与全球性相结合的股权投资基金生态。充分发挥以中非发展基金、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等为代表的区域股权投资基金优势，与全球性股权投资基金在重点领域、投资品种和风险控制策略上形成各有侧重、互为补充的格局，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为充足的资金保障。第三，应构建政策性与商业性相互补充的信用保险机构生态。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和商业性保险公司应协同发挥作用，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为本国出口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商业性保险公司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信用保险、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等多元化服务，并利用互联网技术建立“一带一路”企业信用与保险服务体系，有效降低企业运营风险。
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具有资金需求量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全靠政府投入并不现实。应通过科学有效的机制设计，最大限度激活各种资源，实现多元投资、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可以成立政府引导基金，通过一系列机制设计，发挥政府资本的杠杆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公共部门与私人开展务实合作。一是构建项目遴选机制。可以由政府引导基金创建并维护开放的“一带一路”项目接口库；制定投资项目遴选标准，优先支持具有较高经济价值与可行性、达到融资标准的重点项目。二是构建投资评估机制。由政府引导基金对库内遴选出的项目展开尽职调查，并由专门的投资委员会审议投资项目。三是以带动私人资本协同投资为核心，构建收益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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